在安徽大别山东麓山清水秀、民风淳正的舒城，民间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有个叫文翁的人要开一个水田，就想先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个小池，到了夜晚，竟有一百多头野猪用鼻子运柴草、运土往外倒，等天亮池塘就建成了，此后，水田的水稻年年丰收。传说显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可以看出文翁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第一所公办学校诞生
文翁（公元前156年—前101年），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城县枫香树乡文家冲人，少年好学,曾到京都长安读过书，通晓史书《春秋》，“以郡县吏察举”，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任蜀郡太守。
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战国时属楚国，早已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而蜀地相对来说，受中原文化影响要晚一些，据《战国策》载，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可见文翁初到蜀地，见到的可能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图像。
为了改变这种民风，形成类似于中原的儒雅之风，文翁采取了一项惊天动地、亘古未有的举措：创办官学。于是文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郡县官学。
第一位校长亘古未有的跨越
当时创办官学十分艰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费短缺、没有校舍、师资匮乏、生源不足、如何教育、教哪些内容、毕业如何安排、人民是否信任等。但是，文翁大胆改制，进行了一系列革新。
寻找“束脩”（教育经费）。孔子是春秋时代教育家，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仲尼先生在山东曲阜开办的是私立学校，学生家长付给老师的报酬叫“束脩”。捆捆扎扎，一把干肉，而文翁办学是第一次官方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这对当时仅领有15个贫穷落后县的蜀郡财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就有两种反对意见：其一是提出要重视军事斗争，暂时无暇顾及办学；其二是无钱投入教育，等以后富裕再办也不晚。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不过可能是十分有限的。作为蜀郡太守，他能从自身做起，特别注重廉洁奉公，“居以廉平，不自于严”，为了筹措培训第一批教师的学费，他“谨身帅先”，艰苦朴素，主动节省费用开支，“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用作培训教师的“束脩”。而作为地方上的学生，到京师求学是必然要交学费的，所以，文翁紧缩自己的开支，严格自律，最后让专门的官员去交纳，即“赍计吏以遗博士”。后来，学校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规模。官民子弟争相入学时，文翁就采取新的办法，“富人至出钱求之”，这可能类似于现在的捐资办学，或类似于普通高中招收的计划外学生学费要高于计划内学生的学费。
学校需要校舍。文翁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成都市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的。讲课的办法是“升堂入室”，只有“入室弟子”才有资格在室内列坐于师前，听其亲口传授，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这种讲学的情景，而一般不够“入室”资格的学人则在室外堂前听入室弟子转授，达到一定学业程度，才能登堂而后入室。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动人爱情故事家喻户晓，传说，司马相如就是石室的弟子，后又在石室任教。“石室”于艰难中建成之后，优良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汉代建成的郡学，唐宋改府学，元代成书院，清末变中学，即现在的全国重点中学成都石室中学。两千多年来，校名多次更改，教育制度多变，但校址永远屹立不动，良好学风一代代传递，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石室，还有一些有趣的记载，成都文庙前街在城区西南部，东起中、下南大街交会处，西止石室巷南口接文庙西街，跨上池北街、鸿雁路及孟家巷，原名文翁坊（因旧时街中立有纪念文翁的牌坊），文翁当年就在该街北侧创建周公礼殿，修筑石室，石室曾在安帝永初年间偶遭火灾，大火蔓延到学堂两旁的建筑物，两边廊檐顿时被大火化为灰烬，唯独火焰没有烧到玉堂正堂。当时墙壁上挂了许多古圣贤的图像，还有许多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中国最早的孔子刻像。火灾后不久，有个陈留人叫高朕，当时任蜀郡太守，他对石室进行了修复，又增加一个石室，使这一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文翁大力培养人才，且就地选拔，为了提高教师质量，文翁送他们到京师去培训，“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即选派郡县中通达聪明机敏有才华的小吏张叔等十八人，亲自吩咐、鼓励，派他们到京师去，跟随博古通今的学官从师学习。学成归来，按等次委以重用，或用作政府官员，或任用他们作教师，在石室授徒教育教学。对这些教育教学人员，不断“用次察举”，向朝廷推荐，作为选拔官员的参考。其中有个叫张叔的，官职升到侍中、扬州刺史，名气很大。同时，文翁亲自任教于石室，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确定按什么标准招生也是文翁改革的重要一点。他首先扩大招生范围，泽及成都四郊之外的县，“招下县子弟”。“下县”，颜师古注曰：“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其次是扩大招生对象，采取“择优录取”，文翁石室不是为贵族子弟开设，进入学校的多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体现了“教育平等”，这就是孔子教育的“有教无类”，文翁深得孔子教育之精髓。最后就是出台优惠政策，“为除更繇”，替他们免除赋税徭役，这样就资助了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使他们得以完成学业。这可能是中国地方官学中最早出台的优惠助学政策了。
“石室”的教育方式也随后被确定下来。首先是采用讲堂教学，教师要求严，要求学生刻苦读书；其次是重视演习式训练，“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即常选品学兼优的官舍僮子，在旁侧别座视事，训练办事能力，相当于如今各类大学生的见习实习；还有就是十分注重安排实践教育，“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使传教令”，即每次出行巡视县内各地，多从官舍中选派通明经术、行为庄重谨慎的弟子，随行左右，出入于内室，派他们传达自己的教化命令，这使许多学生得到了社会实践的机会。
文翁以儒家学说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传布浸润“德治”和“孝道”思想，以儒家《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孝经》、《论语》为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那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在文翁、张宽等人的倡导下，提倡德孝的经典《孝经》随孔子《五经》和《论语》传入蜀中，成为造就巴蜀士人、树立巴蜀民风的重要经典，对巴蜀地区社会风气的改良和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代时候，后蜀有个孟昶，曾用了八年时间，将文翁石室的教材《十三经》刻了几千块石头，让学生们摹拓，这也是我国古代刻经最多，而且唯一有注文的规模最大的石经，称为著名的《蜀石经》。《蜀石经》虽已大量散失，但现在还残存若干块，保存在博物馆里，它们是石室文化的见证。
文翁还规定，进入官学学习的弟子毕业时工作分配由蜀郡统一管理。整个蜀地要想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文翁从石室毕业生中挑选优等的用来补充郡县政府小吏，次等的作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充分利用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教化，此部分毕业生兼有现在高等师范类毕业学生的特点，所谓“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以上所引均见《汉书•循吏列传》），“孝弟力田”是汉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掌教化的乡官。这无疑解决了学生的后顾之忧。官学毕业的弟子中也有人才辈出的，传说司马相如毕业后，还在石室任过教，后游学京师，由于受文翁教化勇于开拓精神的感染、影响，司马相如在历史上曾冲破重重阻碍，征得汉武帝的同意，与唐蒙一起带领巴蜀父老开辟了西南夷的道路，也就是成都地区通往现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的山区道路，终于把当时还不属于汉朝领地的文化更落后的“蛮夷之地”的西南各王国纳入到了大汉王朝的版图。
官学引发的文风教化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教师”，那么，文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自己就是“第一任校长”，培训了中国“第一批专任教师”，设立免除赋税徭役从而成为第一个出台助学优惠政策（类似于发放“助学贷款”）的人，第一次实施学生家长捐款兴办地方官学举措，等等。
文翁的这些措施，促进并推动了蜀地文化的发展。在当地来说，百姓、官吏争相让子弟进入官学，引以为荣，儒学兴起于巴蜀，民风逐渐转变，由此蜀郡文风大化。从全国来说，华夏文风大盛，各地也闻风宗仰。“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人们把齐与蜀并称为华夏两大礼义之邦。
文翁除了创办官学外，还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民造福，他将都江堰灌溉系统远远地扩大，“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使蜀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事实上，兴修水利目的是发展经济，兴办学校目的是培养人才，经济发展，才有基础培养人才，人才培养了，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
对于文翁的功绩，当时汉朝皇帝就予以了肯定，“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以上所引均见晋代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人把文翁与李冰父子相提并论，颂作“李冰治水，文翁化蜀”。
唐代大诗人王维《送梓州李使君》写道：“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实际在告诉人们，要重振文翁精神办学教化，不可倚仗先贤的遗泽而偷闲，不能因为有艰难困苦而改变文翁教化之策略。
（此文刊登于《中国教育报》作者侯为平系无为县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文翁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