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伟人
姚治中

    文翁西汉庐江舒人，相传他的故乡在舒城河棚，自幼学习勤奋，研究《春秋》经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生卒年已无法考证，只知道他从县衙门的小吏做起，到景帝（前156-前141）末年升为蜀郡郡守（今四川，官阶为二千石，景帝时将郡守改为郡太守）。去世时可能已是武帝初年。
    夏商西周时辉煌一时的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蜀文化，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突然衰落。文翁来到蜀郡时，发现这里经济社会发展和风俗文化远远落后于关中和中原。作为地方官，必须承担起移风易俗的重任，而移风易俗必须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培养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郡县的下级吏官中，选拔年轻的，聪明而好学的十多个人，送到京城长安，请朝廷的博士官教他们儒经和法律条令。出发前文翁勉励他们为建设家乡努力学习，他节省政府的各项开支，不仅让这些学员安心学习，还购买了许多蜀郡的土特产，送给各位博士先生，酬谢他们为蜀郡的辛勤劳动。几年之后，这批青年学成回到蜀郡，文翁一一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职务。这批人员也知道回报家乡，不少人通过考察和推举，当上了郡守、刺史等高级官吏。
    夏商西周的教育被奴隶主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学校学习，平民不能享受教育，奴隶更是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春秋时，诸子百家既是学者也是教育家。儒家特别重视总结历史和传承知识，修养道德，孔子倡导“有教无类”，把教育扩大到新兴地主、商人和平民百姓，他的许多弟子，有的当了诸侯王的老师，如子游、子夏，有的当了诸侯国的大夫，如子路、冉求等。战国时民间出现少数个人讲授的学者，如隐居于下蔡为里巷看门的史举先生。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孟尝君等还大批地“养士”。秦始皇只准青年人“以吏为师”，专学法家理论和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令，他企图统一培养人才的规格和途径，但这种专制而狭隘的模式远远满足不了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在齐鲁淮南等地，仍有学者在私家讲学。当时的老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想法让学生当上官（解决“就业”问题）。秦末汉初，儒生叔孙通带着一百多个学生，他的学生说，别的老师都设法让学生搞个一官半职，你却天天讲什么礼仪，这样下去我们要散伙了。后来叔孙通带领学生为刘邦制定朝廷各种仪式，个个都当了郎官，皆大欢喜。这故事说明西汉初年没有培养人才的统一标准和稳定的规范化的组织和渠道。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规定教育的中心内容和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又以中央设立太学，把博士官各自授徒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
    文翁首先在蜀郡创办地方学校，招收所属各县的青年子弟，凡是进入学校的学员都免除徭役，考核优等的都补充到郡、县衙门中去充当官吏。文翁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参加教学，他经常挑选一些学生到自己的办公场所，以自己处理政务的思路、方式、方法给学生示范，使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能用。每次到基层巡视，他都要带上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儒学理论学得好，道德品行端正的。他分派学生们走街串巷传达政令，宣讲法律制度；有些重要事项需要会议的，他就分派这些学员支配有关事项，行走于衙门内外。这些举措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当地官绅百姓都以这些青年为荣，争先恐后的要进学校，有的富人自愿出钱送子弟入学，好学上进蔚然成风。还有许多蜀郡人来到京城学习，在长安学习的蜀郡人数赶上了儒家的发祥地齐鲁地区。汉武帝赞赏文翁的做法，下诏全国各郡都设立学校，叫做“郡国之学”。
    西汉中后期，蜀郡人才辈出，著名的有司马相如，他不仅诗赋出众，还懂得军事和外交。还有著名的文学家王褒、成帝时的大司马何武，西汉末年的学术泰斗，哲学家、文学家，《太玄》、《发言》的作者扬雄。
    蜀郡百姓在成都建立“文翁石室”，纪念这个教育伟人。汉武帝推广文翁的创举之后，一个由中央学校（太学）、地方学校（郡国之学）组成，补充以私人讲学的教育体制基本形成。我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核心基本奠定，直到戊戌变法（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