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周礼》对西周地方教育的规划，为后代提倡教化治国的儒生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也为后代的研究者们留下了许多解不开的疙瘩。但涉及到文翁，对这个人物之于汉代的地方教育乃至中国古代地方教育的贡献,却古今无有异词。
文翁，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汉景帝末，为蜀郡(今四川)太守，见蜀地方偏僻，民风粗野，于是在郡县小吏中，选聪明有才的张叔等十余人亲加训诲，派往京城,跟随太常博士学习，或在其他部门学习律令。还节省开支，买一些蜀地的特产送给太常博士。几年之后，这些人都学成归来,文翁都给他们以郡中比较高的职位，并依次将他们推荐给朝廷。
在此之外，文翁还在成都修建了一所学校，招收周围属县的青少年作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并选其中的高等生补郡县吏，次等生则推举为“孝弟力田”。不仅如此，还经常让一些学生协助处理政事。巡视属县的时候，则选那些明经学、有德行的学生跟随，让他们传发政令。这一切，使得县邑吏民羡慕不已，争着想成为学校的学生,那些有钱的人“至出钱以求之”。蜀地的民风因此大为改变，以至前往京城求学的人,多得不亚于文化发达的地区。
文翁的做法，在汉武帝时得到了积极的推广，这就是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
资料二：
文翁化蜀
文翁，名党，字仲翁，西汉官史。庐江郡舒城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兴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
汉初四川成都一带为边陲。文翁治蜀首重教育，选派小吏至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结业回归，择优“为右职，次举官至郡守刺史者”；在成都兴“右室”，办地方“官学”，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以成绩优良者补郡县吏，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后世人缅怀文翁，蜀立专祠岁时祭祀；故里庐江城建乡贤祠（移建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
资料三：
文翁。为蜀郡太守。仁爱。好教化。见蜀有蛮夷风。乃选小吏有才者。诣京受业。数岁成就归。以为右职。后有至郡守刺史者。修学宫于成都。招子弟入学。常选学宫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行县。选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民见而荣之。争欲为学宫子弟。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终于蜀。民为立祠。岁时祭祀不绝。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传)
文翁汉朝舒县人(今安徽省卢江县)，少年好学，精通春秋。景帝末年，任用为蜀郡太守(今四川省中部)。仁慈爱民，崇尚教化，见蜀郡人民有夷狄蛮横习俗，于是选派有才智的小吏，到京都从师受业，数年后学业成就回归蜀郡，便以高职任用，后来有的升为郡守，也有官至刺史者。
文翁在成都，修建学宫，招收子弟入学攻读，常选品学优异学宫僮子，使在旁侧训练办事。每次出行巡视县内各地，都选派通明经术，行为庄敬谨慎者，随行左右，使传达教令，百姓见了都引为荣幸，争相入学宫进修，要当学宫子弟，由此蜀郡文风大化，各地闻风宗仰。凡是由蜀地到京都来求学者，犹如来自齐鲁(孔孟降生之地)一般，受人敬仰，另眼相待。
文翁在蜀郡逝世后，人民感念他的德教，为他立祠供奉，逢年过节祭祀不绝，直到于今，蜀地人爱好文雅，乃是受文翁教化影响所致。
资料四：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资料五：
文翁石室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未有中断、未曾迁址的学校，是我国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多年来为成都培养了数不清的人才，郭沫若、王光祈等人均出自石室，至今仍是我国名校之一。
资料六：
文翁石室
艾煊
孔子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教育家，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那时的天子和诸侯们，大概都在忙着争夺王位，扩展领土，没有人抽空关心教育，无意兴办公立学校。孔仲尼先生在曲阜办的杏坛大学，是私学。学生家长付给老师的报酬，不叫学费，更不是漫无边际的赞助费，叫束修，捆捆扎扎，一把肉干。
由地方政府拨款，兴办官学的第一位教育家是文翁。那是区域性的地方官学。
文翁是安徽舒城人。我曾去成都，拜访过我的这位乡先贤。
文翁是被西汉景帝刘启派到成都去任蜀郡太守的。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早已受到过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而四川受中原文化影响晚一些。文翁上任后，感到四川文化落后，便选派了一批聪颖的青年官员，带着四川的土特产作为束修，到长安去，向博学的文士们拜师求学。
这批青年学成归来，文翁便委派他们当教师，这是中国的第一批专职教师。文太守在成都市区，用石头建造了一幢校舍，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蜀郡郡学。后人把这所学校称为“文翁石室”。据考证，文翁石室创立于耶稣出生前141年，距今已将近二千一百四十年了。
文翁对入室受业的学生，给以减免赋税徭役的奖励。成绩好的学生，结业后可以分配到各级政府中工作。文太守每次出巡，都带着在校学生们一道，去各地考察民情，充实知识，多方鼓励青年读书求学。
经过文翁不懈的努力，文太守属下各地方，也相继办起了许多乡学。蜀郡文风大盛。原来华夏文风最盛的是齐郡，此时，人们便把齐与蜀，并称为华夏的两大教化之邦。
文翁办学教化民众，深得四川人的赞誉。蜀人把文翁和李冰父子，并颂为“李冰治水，文翁化蜀”。
文翁的郡学开办17年后，汉武帝刘彻看到文翁办学成功，决定推广文太守的经验。下令全国，普遍兴办文翁石室式的官学。
出土的汉代石刻画像中，有文翁讲学图。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用了8年时间，将文翁石室的教材《十三经》，刻了几千块石头，让学生们摹拓。现在还残存若干块，保存在博物馆里。
由文翁石室的蜀郡郡学，到今天的成都市石室中学，两千多年了，石室的薪火不断。当代的革命家兼学者郭沫若、李一氓，都曾在此领受过文翁之惠。
两千多年来，此学校名称曾多次更改，教育制度多有变化，但校址永远不动，良好的学风一直传承。这是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中国的第一所公立学校，在原址屹立了两千年之久。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其校史，竟向前延伸达两千多年。不知海内外有几所学校可与之类比？
资料七：
文翁兴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查有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师”。他首创私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软件”：《论语》。《论语》传遍了全世界，年年再版，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经典之一，其人文精神和教育理念，影响了世世代代。孔子推举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当之无愧。
文翁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校长”。他首创公立学校，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硬件”实体：成都石室中学。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人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杰出校友郭沫若撰写楹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艺术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石室中学题辞：“古今一校，扬辉千秋”。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楹联和题辞，充分肯定了文翁兴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文翁石室”一创立就是“公立”的，是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在文翁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公立学校”，文翁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之先河。当时“京都”所在地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办招收平民的“公立学校”。可见，就全中国范围看，文翁实属首创“公立学校”。文翁兴办“公立学校”得到当时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者，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嘉奖，并下令全国各郡县都要像文翁那样建立“公立学校”，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
《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中，记载了文翁兴学的经历。其主要经验有两点：
其一，是“师资高”。他开放地培养师资，派张叔等十余人，到京都受业于博士，深入研习儒学经典，学成归蜀，大都成为一代名师。文翁石室一直重视师资培训，并吸引全国知名学者来石室任教。名师才能培养高徒，高徒又能促进名师。文翁石室的教师不仅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施教，艺术性强。学生听课，如坐春风。“师资高”，成为文翁石室的突出特色。
其二，是“学风严”。首先学校招生是“择优录取”。文翁石室不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由于“择优录取”，进入学校的多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体现了“教育平等”。文翁办学十分注重让教育“回归生活”。一方面，要求学生刻苦读书；另一方面，强调参加社会锻炼。要关心民间疾苦、政策实施。“学风严”，不仅体现在“攻读经典”，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
文翁兴学的两条经验：“师资高”、“学风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大大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同时，又“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两者实为相关互补。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仅有促进“物质文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促进“精神文明”的功能。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好文雅”就正是“精神文明”的表现。
在巴蜀大地上，李冰治水，总结出科学原理：“深淘滩，低作堰”；文翁兴学，总结出教育原理：“师资高，学风严”。所以，我认为，在巴蜀文化中，获得世人公认、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两大亮点”正是：
李冰劈江灌天府，深淘滩，低作堰。
文翁兴学智巴蜀，师资高，学风严。
文翁是“科教兴国”的典范。在当代，我们要“科教兴国”，理当向文翁学习。在纪念文翁办学2145周年，改新制10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文翁兴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科教兴国”的重大意义，从而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查有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资料八：
文翁礼殿图小考
-- 作者： 美丽江湖
-- 发布时间： 2003/07/15 11:48pm
摘要：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三次提及《文翁礼殿图》，但对其细节却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的钩稽找到了答案：文翁礼殿由西汉文翁修立，东汉末年高朕在重修礼殿时绘制了七十二弟子像。《礼殿图》所说的七十二弟子，较《史记》77人名单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关键词：文翁礼殿图；文翁；高朕；七十二弟子
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曾三次提及《文翁孔庙图》：
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 。
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 。
《文翁图》作“国选”，盖亦避汉讳改之 。
《文翁孔庙图》，应该就是《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著录的二卷《蜀文翁学堂像题记》。这本书在新、旧唐志中均有著录，但称作《益州文翁学堂图》，且卷数也由二卷改为一卷。该书在《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著录，大概是在宋末亡佚。不过，宋人笔记中却有很多关于文翁孔庙的相关记载，比如蜀人范镇的《东斋记事》：“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即晋王右军与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画像是也 ”。
范镇所说的周公礼殿，就是后世习称的文翁礼殿，也就是《索隐》中所说的文翁孔庙 。
《文翁学堂图》一书虽已不传，但从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中，我们仍能钩稽出文翁礼殿图的大略情形。
一、文翁其人
文翁，史失其名，《汉书·循吏传》有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地理志》对此有补充：“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
由此可知，文翁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由于文翁的贡献，他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为倡导教化的官员的代名词。杜甫曾有诗云：“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不封侯” 。
二、文翁礼殿
《汉书》提到文翁在成都立学官，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得更为详细：“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 。”书中提到了讲堂，但于礼殿仍语焉不详。
最早明确用礼殿名称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右文翁石柱记云：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开建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按，《华阳国志》，文翁为蜀郡守，造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间，烈火为灾，堂及寺舍并皆焚燎，惟石室独存。至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朕于玉堂东复造一石室，为周公礼殿。有意又谓献帝无初平五年，当是兴平元年。盖时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旧号也。今检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说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 。
在这里，欧阳修明确指出，文翁开建泮宫，但造礼殿者乃是东汉末年的蜀守高朕。
欧阳棐的《集古录目》也持同样观点：
初，文翁为蜀郡守，始立学校，至安帝永初中，以火灾被焚，惟庙门两石阙获存。献帝时，太守高朕重修立之，又于其东别筑周公礼殿。碑以初平五年立在益州。
董逌的《广川书跋》的说法与欧氏父子有所不同：
昔庐江文翁治蜀，初立学成都，作讲堂、石室，开二堂，左温故，右时习，复作周公礼殿，画孔子像，盖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故学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开元后制度废弃，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后遇灾，太守陈留高朕（《隶释》作眹）修立，增二石室，更于夷里桥。今学石室一为高朕。朕自有功学者，故其室至今与文翁俱传。在汉为蜀守，以劝学为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废也。
欧阳修父子认为，文翁修筑的只是学宫，未修礼殿，礼殿是高朕在重修毁于大火的学宫时增建于讲堂之东的。而董逌则认为，文翁时既修了学宫又建了礼殿，后被火一起焚毁，高朕又一起重建的。在恢复了所有的旧建筑之后，高朕又增建了两座石室。
洪适的《隶释》中收录了《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原文，也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应期凿度，开建畔宫……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余间……烈火飞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庙门之两观……郡将陈留高君，节符典境，迄斯十有三载……兴复第馆，八音克谐，鬼方来观，为后昌基（阙）神不。
文中说“修旧筑周公礼殿”，这样看来，周公礼殿原是已经存在的“旧筑”，为文翁所建，后来遇火被焚，四百年后由东汉末年的高朕重新修立。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周公礼殿是在文翁时修建的，于永初被焚后，由高朕重新修立。因为最初的修建者是文翁，后人遂把周公礼殿称为文翁礼殿，从名称上表达了对文翁建殿行为的肯定。而宋人所见到的礼殿应该是高朕之后由历代蜀官不断修葺保存的。
三、文翁礼殿图
如果礼殿是文翁始修，高朕重修，那么，礼殿图又是何时所画呢？
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引晋代任豫的《益州记》：
任豫《益州记》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经火灾，蜀郡太守高联，修复缮立，图画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一也引任豫的《益州记》：
《益州记》：学堂在城南，后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图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
两位学者据此认为，礼殿图是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
东汉时期有关孔门弟子的画像是个热门题材，像著名的鲁峻石壁残画像，还有近年来在山东邹县面粉厂出土的画像石，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而且《蜀文翁学堂像题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所以，高朕画七十二弟子的说法应是可信的 。
那么，文翁礼殿图上画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史记索隐》上说有孔门七十二弟子，又是哪七十二弟子呢？
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嘉佑中，王公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殿圣贤图》。绍兴中，席公益又摹写于石经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续记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
费著列出了172个人名，其中关于孔门弟子的这一部分，以颜回为首，至狄黑结束，共73人。但这与前文孔门“七十二”弟子的提法显然矛盾，所以73人中的蘧瑗，应该排除在孔门弟子行列之外。
把这72人的名单与《史记》的77弟子名单相比，可知比《史记》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索隐》的引文一共提到了5名孔门弟子：蘧伯玉、林放、申枨、申堂、国选，把这5个人名与费著开列的名单相对照会发现：第一，蘧伯玉显系后人误入；第二，林放不见于费著名单；第三，费著名单中有申傥，没有申枨和申堂，傥、堂、枨音近，应系一人，即《史记》中的申党、《论语》中的申枨；第四，国选即《史记》中的邦选，系避汉高祖讳使然。据此推测，这两份名单所依据的可能是同一份祖本，但在传抄中小有讹误。
综上可知，文翁礼殿可能是文翁时所建，但文翁礼殿图却是在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其后的千百年来，又屡经修缮。至于七十二弟子的具体名单，最晚到《索隐》时已基本定型。
舒城县汤池中学摘编（汤池中学系文翁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